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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可以成为精神痛苦者的慰藉和补偿的思想，中国古代文论早有论述。例如，司马迁就说过历史上许多大著作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司马迁和钟嵘的话的意思，都是肯定诗和其他著作可以使人的情感得到排遣、慰藉、补偿，具有精神治疗的作用，可以说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在他们的话中已露端倪。不过他们所讲的痛苦要广泛得多，并不专指性苦闷，这比弗洛伊德要高明得多。
弗洛伊德的审美升华理论虽然为心理美学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但他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只看到人的动物性，从而把美和艺术都归结为性欲的作用，这就陷入了“泛性欲主义”的泥淖，因此他和他的门徒对美和艺术的具体解释常给人以牵强附会甚至痴人说梦之感。弗洛伊德的探讨是有意义的，但其非理性的理论弱点也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