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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原先那种屠城毁田的落后行为已基本停止，忽必烈多次颁布“禁蒙古军马扰民”的诏令。至元十一年（1274年）蒙古兴师攻南宋时，忽必烈就告诫将士不得妄行杀掠，因此在元兵进入南宋首都临安时，“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9]。在军事征服之后，元朝统治者立即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在平定江南地区的过程中，“农者就耒，商者就涂（途），士庶缁黄，各安己业”[10]，生产力始终没有受到大的破坏。
为了养兵息民，召集流亡，蒙元统治者还广泛实行军民屯田，北至岭北，南至海南，到至大年间（1308—1311年）全国屯田已有120余处，“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11]。元朝政府还屡次下诏轻赋税，息徭役，开仓赈济，鼓励人民安于生产。元朝政府也很重视兴修水利，先后修治了黄河，开山东会通河，凿北京通惠河，沟通了南北大运河，漕运灌溉，皆受其惠。以上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使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民物日以繁息，仓廪之积盈衍于外，海内翕然，号为极治。”[12]至元三十年（1293年）全国户数为1400多万，每户以5口计算，人口已达7000多万，超过了金和南宋末年的总和。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商业、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如当时最大的城市大都，“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仅此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13]。农业地区源源不断地供应原料，绣局、纹锦局等手工业部门才能维持生产。大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14]。可见元代的城市繁荣是建立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