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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古籍中，人们常常喜欢用“天”这个词指代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当然，有时它也并不指代这两者。当我们在中国的书籍中读到“天即是理”这种评注时，我们对其中的意思感到极其模糊。在古典作品中，这个词意是模糊不清的，而在日常用语中它也是同样的含糊。当一个对“天”无比崇拜的人被问到他是如何理解“天”的时候，他的回答通常是：“天就是头顶上的蓝天。”因此，他同那些崇拜自然力量的人一样，其举动不是个人为之，而是集体为之。对于他的这种信仰，可以用爱默生的一句话来表述：“风有灵，草有性”。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泛神论者。而这种将崇拜的事物缺乏明确的概念的拟人，正是中国人对“天”的崇拜的致命缺陷。
中国的下层阶级大多是多神论者和泛神论者，而上层阶级基本上是无神论者。通过人们的论述和种种表面迹象，以及中国的“天理”之说，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总结：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儒学家是一群最为彻底地接受过教育和教化的未知论者和无神论者。对于“天理”这个说法，它所指的是在宋代，那些唯物主义的注释者对中国知识界的深远影响。朱熹是一位博学的中国经籍的注释家，在这方面，他是很有权威的，但是他在一些经籍中提出的任何疑问都被人们视为异端邪说。然而他对那些经籍的注释，不仅是从唯物主义的立场进行阐释的，而且就我们理解，他的解释所体现的观点是无神论的，它的影响盖过了那些经籍原有的教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