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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互补性仅仅是从“如何可能”的问题域发生的，从“实现什么”上看，尽管儒释道具有互补性，但具体的“道德”形态或表现形式，还是具有特殊性、个体性。比如，在宋明理学家之中，多数哲学家的“道德”理论形态均是儒释道互补的产物，但各自的理论形态并非完全一致。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与陈湛理学等，无论从理论形态、具体内容还是理论旨趣上，均有很大的区别和差异，这内在地反映出哲学家们在“解释世界”的时候，由于具有时代或境域的差异，其在各自的经验世界之中，必然形成不同的“所得”。
从整体上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每个社会和时代都是在经验世界的有限超越中获得“道德”的存在形式和具体内容。在绝对性、永恒性、终极性的“常道”世界与有限性、相对性的“可道”世界的共在中，“道德”形态在不断地获得具体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内容，并没有一种绝对化或永恒不变的“道德”存在。从人类的历史发展角度看，每个时代都具有其时代的“道德”形式和内容。“道德”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发展的而不是凝固的。比如，中国传统社会里“三纲”、“五常”的“道德”形式，在中国近代已经不复存在；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强调的是“民主”、“科学”的“道德”；而当代中国社会，则主张“和谐”、“发展”的“道德”。西方社会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形。在中世纪很长的时期之内，上帝和拯救是西方社会里“道德”的基础和核心，但在启蒙运动之后，自由、民主、人权成为西方社会最普遍的“道德”，而作为西方传统社会里人们信仰的上帝则被认为“死了”[46]。当然，传统“道德”能否死亡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这里不做进一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传统“道德”如“仁”、“义”、“礼”、“智”或“上帝”在现代境域中出现的时候，其必定带上了在“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已经超越了的现实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