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可怜小猫的电影

Style这个在拉丁语中原意为“铁笔”的名词，久已被用来作为驾驭语言这种流动性事物的艺术，而这种驾驭是具有日益蓬勃的生机和审慎的矫健性的。显而易见的是，凭借譬喻手段（譬喻仍不失为文学方法的一种概括），使本来最刻板、最简单的工具竟能把它的名字假借给艺术中最精致灵活的艺术。以此为起点，这个名称又被广泛地应用到文学以外的其他艺术，应用到人类全部活动范围。我们使用style一词来谈论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舞蹈、歌剧、板球，我们用这个词来叙述人与兽的肢体上的那种自然遒劲的动作这一事实，正是我们对文学功能的一种最崇高的不自觉的礼赞。笔，这种吮墨濡纸的工具，已经成为人性中所有富于表现力的、所有亲切的事物的象征。不但武力与技艺向它屈服，人类自身也向它屈服。人的声音，它的起伏高低，并辅之以活跃的面部表情与体态姿势上的千变万化，都势必要借助于这同一譬喻：演说家与演员也都渴望得到风格方面的鉴赏。“再真实不过的就是风格”，正如《悲哀的解剖》的作者所写到的，“我们的风格暴露了我们自己”。其他姿态都可以是变动不定，了无痕迹的，风格却是性格的最终极、最经久的表露。演员与演说家不得不在不能历久的材料上来求得短暂的效果；他们的业绩与身俱亡。雕刻家与建筑师所经营的材料虽较为耐久，但却又操持困难，冥顽不灵，不容易承受心灵状态的各种印记。所有的道德、哲理与美学、情态与信念、主义与幻想、热情及表白等等——所有这一切，除文学以外，又有哪一种艺术足以把它们涵摄无遗，而又能避免其突然消亡的危险？又有其他哪一种艺术能够赋予在习性上如此纷纭，趣味上如此相异的人们以充分发挥的余地？事实上，不论欧西里德与雪莱，埃德蒙·斯宾塞与赫伯特·斯宾塞，大卫王与大卫·休谟，他们都是语言文字这门艺术的追随者。